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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庄子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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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所倡导的是一种自由而恬淡的精神生活,庄子所追求的是人的自由与自主,庄子所强烈反对的是物对于人的凌辱、摧残与统治。就此而言,庄子哲学也许少有现代意义,这也正是庄子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强烈批判的根本原因。但也正因为此,庄子哲学却具有重要的后现代意义。在这样一个文明与自然、人与物、情欲与性灵日益紧张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人们日益关注个体精神生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人们对狭隘人类中心主义必须做出深刻反省的时代,庄子、庄子哲学、庄子哲学的心性论,也许比中国哲学史上其他任何人、任何人的哲学都更具有意义.

  展开全部庄子看起来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生活在战国时期,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约比孟轲的年龄略小,曾做过漆园小吏,生活很穷困,却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请,在道德上其实是一位非常廉洁、正直,有相当棱角和锋芒的人。

  虽然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则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悲愤与绝望,从他哲学有着退隐、不争、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爱恨的人。

  正因为世道污浊,所以他才退隐;正因为有黄雀在后的经历,所以他才与世无争;正因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庄子是以率性而凸显其特立的人格魅力的。正因为爱的热烈,所以他才恨的彻底,他认为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其实就是对现实情形过于黑暗污浊的一种强烈的觉醒与反弹。

  庄子是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在的,所以在形体上,他也试图达到一种不需要依赖外力而能成就的一种逍遥自在境界;庄子是主张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平等的性质,人融入于万物之中,从而与宇宙相终始;庄子提倡护养生命的主宰亦即人的精神是要顺从自然的法则,要安时而处顺;庄子要求重视内在德性的修养,德性充足,生命自然流注出一种自足的精神的力量。

  展开全部春秋战国以来,中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哲学家,而在这个乱世之秋,在这个狼烟血刃的年代~~~一个哲学家~~可以在贫困中保持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姿态笑看着苍生世事的出世的哲人也就只有老庄二人了,也许这跟他们的哲学有关~,不过作为道家的集大成者,庄子确实在纷争的年代为整个社会带来了自然的哲学~

  庄子生活于战国时代。这是一个战祸频仍的年代,各国间的战事连年不断。面对频繁的社会政治危机,各家各派都在寻求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孔子以兴仁扬义为救世之方,孟子以仁政爱民为治国之道,墨子以兼爱非攻为平乱之术。然而这一切,实际上只有远益而无近利,并不能解决在位君王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而到处碰壁,孟子之言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墨子之言,虽然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但却未曾见用于世。当时所看重并所见用者,唯兵家、法家与纵横家之术,即司马迁所谓“以攻伐为贤”。然而兵家、法家与纵横家只可争得一时之利,并不能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何以知其然也?庄子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回答了这个问题。庄子认为:“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天地》)“人虽有知,无所用之”(《缮性》)“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悬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事,归于利不可止也。”(《马蹄》)“举贤则民相轧,任知则民相盗。”(《庚桑楚》)儒家以兴仁扬义为治世平乱之道,岂不知好知、尚贤正是天下祸乱之根。以兴仁扬义为治世平乱之道,不仅于事无补,且犹“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人间世》)因为“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之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胠箧》)故此,“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同上)“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同上)“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同上)

  绝圣弃知,攘弃仁义,恢复素朴,是谓“在宥”。“在宥”的要义在于民性归朴,民德归素。此乃庄子之救世之方.

  在庄子之前,无论是儒家之孔、孟,还是道家之老子,抑或是墨家、法家,都只是从整体的意义上来探讨人、说明人、把握人,而从没有真正关心人的个体生命、个体意义、个体价值。从个体上关心人、把握人,在中国是由庄子开其始的。

  在庄子看来,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人的最高的目的。如果离开这一最高目的而片面追求功名利禄,都只能是对人的无情的损伤和遭践。如其所言: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然其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骈拇》)天下自小人以至君子,都只对自己的生命作工具性的对待,都对自身的生命作了无情的遭践,都使自身成为某种外在于自己的东西的奴隶。君子、小人、伯夷、盗跖,在世人眼里,有天壤之别,而在庄子眼里,他们并不存在差异之分。“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骈拇》)不管是死于名,还是死于利,都是“残生伤性”;不管是殉利,还是殉名,还是殉家,以至殉天下,都是“伤性以身为殉”。在“残生伤性”、“以身为殉”方面,上述人等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君子之行亦是小人之行,俗之所谓君子,实际上亦不过是小人。[4]正所谓“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大宗师》)殉名并不比殉利显得高尚,其行为亦不值得提倡。

  康德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不过是工具或手段;只有人,方才是唯一的目的。“人,实则一切有理性者,所以存在,是由于自身是个目的,并不是只供这个或那个意志任意利用的工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2页)只有人才是目的,这种思想,庄子早已有之。在庄子看来,个人生存的意义与目的,显然不在于任何外在于人的东西。个人并不是被随意驱使的工具,不仅不是他人随意驱使的工具,甚至亦不是自己情欲或意志的工具。个体生命本身即具有圆满自足性。个人的存在不是为了他人的存在,也不是为了某一集体或社会的存在,更不是为了生前的利益或死后的名声。个体本身即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存在本身即是存在的最高价值。人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人的最高目的,就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在中国历史上,庄子最早发现并确立了个体存在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个体意识的混沌,个性的匮乏,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它的顽症和它的惰性。[5]相比而言,庄子突出个性,突出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以存在本身为存在的价值,此可谓取于内。然而这种内,这种自我、自身,绝不是杨朱的“为我”。为我者逐于利。君子求名,小人逐利。求名逐利,只会导致为物所役而不得解脱。所以这种内,这种自我,只能理解为精神上的自我。这种精神上的自我,就是个体人格的自在、自由与洒脱,就是个体精神的逍遥无羁。而求名逐利,残生伤性,必为外物所役,此可谓取于外。因此,庄子把人的精神上的自由与洒脱,看得比物质上的富有与满足更为重要。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载:

  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愿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6]

  卿相之位是多少人所梦寐以求的,孔子周游列国,不过是为了寻求施展自己治国方略的地位和权势。而庄子对如此尊位却不屑一顾,将做官为相比之为郊祭之牺牛。他宁肯做游戏于污渎之中的小猪,而不愿做郊祭之牺牛。原因正在于污渎之中的小猪,无忧无虑,逍遥自在,而郊祭之牺牛,却没有半点自由。宁愿生于贫贱而逍遥自在,不肯贵为卿相而为物所累,这就是庄子的性情,这就是庄子的人生追求。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吓我邪?”(《秋水》)

  将相位比作腐鼠,此种比喻,恐怕只庄子才可想得出。以鹓鶵自喻,表明庄子的人品是可等的高洁。尧让天下于其师许由,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逍遥游》)鹪鹩之于深林,所求不过一枝;偃鼠之于大河,腹满即是其极。许由不求于名,不逐于利,于天下无所用,反而受其所羁,故而不受。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让王》)善卷春耕种而秋收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更是一种人生境界。在这里,“心意自得”是最为重要的。他又怎么肯舍弃这种自得而为天下事费心劳神呢?这些人之所为,正是庄子的心理追求。庄子对这些人,当然很是赞赏,而对世俗利禄之士,则极尽嘲讽。

  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车数乘;王说之,益车百乘。反于宋,见庄子曰:“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履,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曰:“秦王有病招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子行矣!”(《列御寇》)

  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常感叹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多少人官场失意而遁于道、释,可又有几人真正领悟到庄子的心迹?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独立的人格。上下几千年,又有几人不为地位、权势、名利所动,而只醉心于艺术与科学?此乃艺术与科学的不幸,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归宿似乎只有一条,就是投身政治,就是逐于仕途。“学而优则仕”,不仕又何优?社会如是看,知识分子本身亦如是看。所谓怀才不遇,所谓生不逢时,不过是仕途不顺、官场失意的代名词。相比而言,庄子的这种人生追求就显得非常难得了。

  《庄子》书中多次讲到真人、至人、神人、圣人,从这些论述中,亦可看出庄子的人生追求。

  关于真人,庄子曰:“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大宗师》)真人身处事外。“不逆寡”,不拒绝寡少;“不雄成”,不自恃成功;“不谟士”,谟即谋,士即事,即不谋虑事情。真人寡少嗜欲,其心静泊。因为其心静泊,所以眠则不梦,觉则无忧,食不求其精美,呼吸亦来得深沉。真人不悦生,亦不恶死。“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纯也者,谓其不亏其神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刻意》)纯、素是事物的本真,能体纯、素之人,谓之真人。真人之为真人,就在于其能保守人的本真。

  关于至人,庄子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至人之用心若镜,故而无为;因其无为,故能胜物而不伤,即不为外物而费心劳神。“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田子方》)至人之神气不变,亦因为其不为外物所动。可以看出,守静而不为外物所动,是至人的根本。

  关于神人,庄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逍遥游》)

  这里所谓神人云云,多为形容之词,不可过分追究其字面含义。神人心神凝静,故物莫之能伤,这才是其根本。

  关于圣人,庄子曰:“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圣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众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列御寇》)圣人虚无无为,不从事于务,不趋利,不避害,“不为福先,不为祸始”,“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刻意》)可以看出,圣人之心是异常恬淡宁静的。而这一切,又非有意追求,而完全出于自然而然。“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天道》)静不是有意追求的结果,而是不为外物所动的结果。

  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其名虽异,而其质则同,所突出的都是心灵的淡泊与宁静。真人者,突出的是人的本真;至人者,突出的是人所达到的境界;神人者,突出的是其与常人的区别;圣人者,突出的是其人格的崇高与伟大。庄子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人皆有己、有私,至人所达到的境界则是无己、无私;人皆以建功立业为志,神人则无功业;人之为崇高、伟大,皆因其事,皆由其名,圣人的崇高与伟大,则无以为名。真人、至人、神人、圣人,与常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能够保守心灵的淡泊与宁静。在庄子看来,保守心灵的淡泊与宁静,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誙誙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虽然,无为可以定是非。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至乐》)

  俗之所谓苦,当然不是乐,而俗之所谓乐,也不是真正的乐,所谓“乐极生悲”,乐总是暂时的,乐后还是苦、还是悲。所以庄子认为,无为才是真正的乐,“无为诚乐”,“至乐无乐”。坏事固然不是好事,好事亦非真正的好事,无事才是真正的好事。无事、无为、无乐,就在于能够保守心灵的淡泊与宁静。

  有人以为,庄子的理想人格就是所谓的真人、至人、神人、圣人,[7]此有失偏颇。真人、至人、神人、圣人,所突出的只是心性静泊的一面,此外还有精神自由的一面。庄子的人生追求,包括精神的自由与心性的静泊两个方面。

  有人认为,庄子的理想人格就是自然无为,就是人貌而天,就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德充符》)就是“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庚桑楚》) [8]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庄子并非纯任自然,他有自己的追求。他反对追名逐利,反对为物所役;他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洒脱,注重个体心性的宁静淡泊。自然者,是保守心性的本然状态;无为者,是于物欲而无为。“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也不过是于物欲而不动于心。如此即是所谓“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齐物论》)“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天地》)“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应帝王》)如此,才是所谓的自然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在宥》)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之性命之情就在于兴仁行义。与孟子不同,庄子认为,人性自由而自在,人之性命之情就是自然英发、虚静恬淡,就是不为物累、不为物役,就是天机洞开、天性飞扬。“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养生主》)“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马蹄》)野鸡生于自然之中,环境艰苦,时常食不果腹,然其逍遥自在,天性飞扬,决不肯被拘于笼中。对马而言,“义台路寝”比起“龁草饮水,翘足而陆”,环境固然优越多了。但后者逍遥无拘,想龁草时则龁草,想饮水时则饮水,想驰则驰,想鸣则鸣,其中之自由自在又岂是 “义台路寝”所能比?动物尚且如此,人又何其不然?社会的束缚,世俗的偏见,个人的虚荣,足以使一个人感到强烈的威压,足以使一个人感到窒息,并从而发出人不如物的感叹。“庄子与惠子游于豪梁之上”,而感叹鯈鱼出游之从容。庄子真正羡慕与追求的就是游鱼、野马、大雁的生性。他多么想像游鱼、野马一样地生活啊!“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齐物论》)他多么想成为一个栩栩然的胡蝶啊!多么想像野马一样狂奔,像蝴蝶一样展翅,像游鱼一样悠然从容!游鱼、野马、蝴蝶的天性就是自由、自在、而又逍遥。庄子对于游鱼、野马、蝴蝶的赞颂,就是对于自由、自在与逍遥的赞颂。《逍遥游》作为《庄子》一书的首篇,所倡导的正是一种人生境界,这才是其微言大义之所在。[9]

  在庄子看来,人类的烦恼与不幸并不是自然界造成的,而完全是人类自己铸就的。实际上,庄子把个性的自由与逍遥看得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为重要。庄子宁愿贫贱而不肯贵为卿相,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所以,庄子所倡导、所追求的人格,决不是纯粹的无为,也不是无所好恶、无所追求的自然。自然无为是针对于名利而言的,自然其实并不自然,无为本身即是有为。这种有为,就是不为物欲、名利所动,就是精神的自由、自在与洒脱,就是心性的宁静与淡泊,就是天机洞开、天性飞扬。就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就是“胜物而不伤”,(《应帝王》)“不以物挫志”,(《天地》)“不以物害己”。(《秋水》)

  席勒认为,“只有当人是充分意义上的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并且只有当他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全的人。”(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五封信)在文明社会,物对于人的统治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终日为功名利禄所困扰而不得解脱。人创造了物,本该是要物为人服务,现在人却要为物而奔忙。物与人的关系被颠倒了。并且人自己也成为上足了发条的钟表,只是身不由己地、无休止地、没有思想地做着机械运动。物,不仅成为统治人的东西,并且人本身也成了物件,成了机器和碎片。庄子高举逍遥游的旗帜,其根本意义就在于对抗物对于人的统治。所以庄子所追求的人生境界,正是人的最高境界。这种人生境界的到达,标志着人格真正意义上的圆满与完善。

  儒家之心性论,大体可以分为境界与功夫两个方面。道家之心性论,是否也有境界与功夫的分别?似乎不能作如是看。道家有境界,却无所谓功夫。因为功夫是作一种积极的进路来看的。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及“养吾浩然之气”,荀子的“全之、尽之”,朱熹的“格物致知”,王阳明的“致良知”,刘宗周的“慎独”,讲的都是功夫。而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庄子的“心斋”、“坐忘”,却不能作功夫看,因为这是一种负的方法、减的方法。

  个体精神的自由、自在与心性的宁静、淡泊,是庄子基本的人生追求。实现这一追求的方法,在庄子看来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齐物”,一是“虚静”。

  在庄子看来,世间之一切,本无是非、大小的差分,因为有了“成心”,即有了主观上的偏见,方才见出差分。“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齐物论》)今日适越,当然不能昔至。成玄英曰:“吴越路遥,必须积旬方达,今朝发途,昨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妄心。言心必也未定,是非从何而有?故先分别而后是非,先造途而后至越。”(《庄子疏》)所以一切是非,都根源于“成心”,都根源于一己之偏见。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道枢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彼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齐物论》

  这一段话,集中体现了庄子齐物论的思想。道之有隐,隐于“小成”。“小成者,谓仁义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谓之小成也。”(成玄英:《庄子疏》)言之有隐,隐于“荣华”。“荣华者,谓浮辩之辞,华美之言也。只为滞于华辩,所以蔽隐至言。”(成玄英:《庄子疏》)儒墨之是非,即在于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然而就物本身而言,是无所谓是与非的。彼与此,是与非,生与死,可与不可,都是相比较、相对待而言的,有彼才有此,有是才有非,有生才有死,有可才有不可。所以彼此、是非、生死、可不可,都只具有相对的性质,而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从一方面看是此,从另一方面看则是彼;从一方面看是是,从另一方面看则是非。所以此也可以说是彼,是也可以说是非。彼自有一是一非,此亦自有一是一非。若从天道的观点来看,其实则并无不同。“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郭象曰:“彼是相对,而圣人两顺之。故无心者与物冥,而未尝有对于天下也。”(《庄子注》)无以为对,无可无不可,这就是所谓的“齐物”。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豪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秋水》)

  世间之每一物,都有比其更贱的东西,因其所贵而贵之,则万物莫不贵;也都有比其更贵的东西,因其所贱而贱之,则万物莫不贱。同理,世间每一物,都有比其更小的东西,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也都有比其更大的东西,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功观之”、“以趣观之”,也是一样。所以对一切,都应当抱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莛与盈,厉与西施,恢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齐物论》)一是事物的根本,而懂得这一根本的人是不多的。

  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

  “若一志”,即专一你的志趣、志向;“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即不要用你的耳朵去听,而要用你的心去听,亦即要全身心去听;然而心有好恶、利害的思量,听之时要去除这种种思量,这就是“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这里的“气”,就是虚,所以说,“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只有保持心的虚静空灵,才能接应容纳外物。因此,保守心的虚静空灵,就是所谓的“心斋”。

  关于“坐忘”,即是所谓“坠枝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这里突出的是一个“忘”。“坐忘”之“坐”,是“堕枝体”、 “离形”;“坐忘”之“忘”,是“黜聪明”、“去智”。“南郭子綦隐几而坐”,是“坐”;庄子教惠子“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是“坐”;南郭子綦谓其“今者吾丧我”,亦是“坐”。至于“忘”,庄子讲得更多。“忘足,履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达生》)有其忘,才能达其适,达适是以忘为其途的。“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师》)女偊之得道历程,亦可看作是对“坐忘”的具体说明。

  吾犹守而告之,三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大宗师》)

  “外”也是去,也是忘。“外天下”、“外物”、“外生”的最后结果,是“朝彻”。“朝彻”是一种清净明亮、无羁无滞的精神状态。达到这一精神状态,即能 “见独”。“独”,即道。因道无以为对,故曰之独。既“见独”矣,则可以“撄宁”。“撄宁”也者,虽“撄”而犹能“宁”者也。虽与外物相交,犹能保守心性的清明宁静。

  通过“齐物”与“虚静”,最后所达到的境界,即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这种境界,既是精神高度自主的境界,亦是精神高度自由的境界。而达到此一境界的方法,不是别的,正是去、是减、是忘,正是一种负的方法。

  庄子所倡导的这种方法,在历史上一直名声不佳,常被人冠以混世主义、滑世主义的恶名。[10]其实,庄子并不是一个混世主义者,而是一个愤世嫉俗者。 [11]庄子讲“齐物”,讲“虚静”,并不是为了“齐物”而“齐物”,为了“虚静”而“虚静”,而是为了追求精神的自由与自在,而是为了保守心性的宁静与淡泊。“齐物”、“虚静”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可以看出,庄子所倡导的是一种自由而恬淡的精神生活,庄子所追求的是人的自由与自主,庄子所强烈反对的是物对于人的凌辱、摧残与统治。就此而言,庄子哲学也许少有现代意义,这也正是庄子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强烈批判的根本原因。但也正因为此,庄子哲学却具有重要的后现代意义。在这样一个文明与自然、人与物、情欲与性灵日益紧张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人们日益关注个体精神生活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人们对狭隘人类中心主义必须做出深刻反省的时代,庄子、庄子哲学、庄子哲学的心性论,也许比中国哲学史上其他任何人、任何人的哲学都更具有意义.

  庄子即庄周(约公元前369-前286年).战国时期宋国蒙地方人.曾经做过漆园吏的小官,相传楚威王听说他的名声后,用优厚的钱财去聘请他,答应他,让他当相国,他推辞不去干.他自行著书立说,写作达十余万字,大多以寓言的形式写成.他主张清静无为,独推崇老子而屏斥儒家和墨家,他的著作有《庄子》。按汉书记载,《庄子》有52篇,今存33篇,计《内篇》7篇,《外篇》15片,《杂篇》11片。相传称,《内篇》是庄子所著,其他都是他的学生及后来的道家所作。唐王朝崇奉道教,天宝元年尊庄子为南华真人,其书称《南华经》。历代对《庄子》进行注解的人很多,流传至今的有晋代郭象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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